（黄子懿，2018年1月进入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社会部工作，现任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主笔，主要报道社会公共事件、经济产业■★◆★、竞技体育等领域◆◆。）
在本科学了四年纪录片制作★◆■、试着拍了一些片子后★■◆◆★◆，我念硕士时把专业换成了跟文字报道更相关的新闻传播，就业时也朝着这个方向找★■。日后风起云涌的短视频中★◆◆★■◆，不时会有人拿这个跟我开玩笑，劝我拿起放在家里落灰的相机◆■★◆，投身到风口下的视频浪潮中。
一个事件中传播最多的总是短视频，坐在村口闲聊的老年人总是外放着熟悉而喧闹的背景音◆■，去县城的大巴上也有中年阿姨们在看直播带货◆■◆★。传统媒体并无法抗拒这种潮流◆◆■，一个例子是短视频平台也成了我们寻找采访对象的一个渠道了。
我是2017年底来的三联。那时候我硕士毕业不过一年多，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政经媒体，主做公共政策报道★◆◆■★★。平日主要工作之一是联系各类专家，做一些宏观政策的分析解读。这能让一个新入行的记者快速地了解国情大政，但对于一个向往现场的新人来说，久而久之难免心生疲倦。那一年冬天的北京并不太平★★，恰逢前东家组织结构调整■■■，我就给三联投了简历。
在前东家的时候，我的工作节奏只有两种◆★◆★■■，一类是短平快的网稿，讲究时效性的迅捷，类似于100米短跑；另一类是一两个月一篇的长篇杂志稿，强调内容的深度扎实，好比一场万米长跑★★■★。三联却是夹在中间，既要求速度，又要求深度■■，像是跑一场兼顾速度与耐力的400米或800米——这是最难的。我中学时练过一段田径，知道这是让博尔特都望而却步的赛项，世界纪录都是要隔十几年才能刷新一次。那几年里，我和社会部的小伙伴们，大概都是生活在一种既要速度又要深度的压力测试中。一个最典型的节奏是★★■，周二选题会定题，当晚和周三联系采访，周三最好要出发★◆■，周四到周六采访★■，周日写稿，次周一早上交稿◆◆★◆■。如此循环往复，轮休也是以周计■★。一辆超载的卡车引发高架桥侧翻■■，压垮了桥下几辆车辆，压死了数位司机和行人◆★★◆。那是一个周四的晚上，刷了一夜消息后，编辑部在次日早上九点决定派我去现场◆◆■★。北京直飞无锡航班要晚上才出发，我就订了最近的航班到上海虹桥再转高铁◆■，到现场后已是周五傍晚。当晚即开始采访，熬了一个大夜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微信稿，周六马不停蹄继续采访，周日写更长的杂志稿★■★★■，次周一及时交稿★◆■。周二又飞四川，花一周采写另一个选题。
作为一个读者和内容产出者◆■，我当然知道，三联并不是收纳友好的◆★★◆★■，一本本杂志可能会随着一次次的搬家或大清理，就此被遗落在某个角落。
正式的入职并没有太大困难。三联的选题会是开放的，实习生和应聘者都可参与◆■。不过首先要试稿——要先写一篇甚至多篇深度稿件来证明能力■◆，这一关后来卡掉了不少人◆■■。我当时只写了一篇有关极限运动直播者坠亡的稿件后就顺利入职，日期是2018年1月1日■■◆。但我却来不及庆幸◆★，因为在参加了几次选题会，跟李菁、吴琪老师谈话后★■◆，我大概知道了接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“江歌案开庭后王珊已经在日本待了一周了★◆，每天都是当天就出稿，效果很不错。”那时正值春节之前，我这个新人没有被赋予太多重任。前几个选题都是编辑委派的专访■■◆，房改20周年、中国人口★■■“雪崩”论等等。对于一个公共政策记者来说，不用花太多力气。我也一度有点困惑，觉得似乎没有想象中有挑战性■◆★。吴琪老师当时也认可我写的专访，问我：
还在上学时，我就是忠实的三联读者。在学校图书馆和往返北京的飞机上，品读过三联操作的魏则西事件◆■■、朱令案与李天一案★★◆■，将一个复杂事件抽丝剥茧的能力让人佩服★◆◆■◆★；也看过前辈们行走滇藏、深入南美、远行南北极的游荡★★，对那种万里行走更是心生向往。这可能刚好代表了两种有关周刊的粗浅印象，尤其是后者。直到今天似乎还有不少人认为，三联是一本文艺小资的生活类周刊★■★。
对于执迷做记录和体验的人来说，文字记者可能是单位时间里最高效的一种■■■■★◆。用一个同事话说，在时光永远受限的情况下★■■◆◆◆，这大概也是拓宽人生阅历的最好职业了。
在连轴转的那些日子里◆★，我们的生命的确是在变宽的。疫情之前的2019年◆◆★★■，我先后因报道去了印度、巴西和南非■■，深入这些国家的贫民窟、工业园和民间菜市场，差点一年内就集齐了金砖五国；而若非是报道需要★■★★，我大概率这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去到土耳其东南部的安塔基亚古城，在大地震后夜宿在当地体育场外的中巴车里冻得瑟瑟发抖。
这种高强度的周转是一种常年的训练，会在生活习惯上留下各类痕迹◆■。比如我发现喝魔爪（Monster）对自己提神的效果比咖啡和红牛要好★◆■■，带气泡的牛磺酸会给疲惫的身心一点兴奋的多巴胺；出差的洗漱包要常备指甲刀，因为每当指甲隔两周生长出来时★★◆■◆★，我大概是在路上或者另一个外地的酒店里写稿◆◆◆★★◆，指甲长了会影响敲击键盘的手感◆★◆◆■。
那时候我念高二，在重灾区四川绵阳上学★◆★■■★，在震后四处躲灾中经常关注各家媒体报道◆■◆，买了很多报刊★★◆■■◆。三联一连出了三四期封面报道，把笔头对准普通灾民的操作方式让我印象深刻◆★■。后来2013年雅安地震，三联又出了一期专题，再后来，我也是来到这里才知道，原来老主编在2008年把所有同事都派到了灾区。
去体会他人的不易人生，并帮助他们记录下来，大概是记者在这个时代最永恒的价值。
2023年底，我大学本科毕业十周年★■，班长在群里召集同学聚会，提议让大家把上学时拍过的影片找出来，做成一个纪念视频。我翻遍了电脑，发现随着十年来的几次更换，那些年颇费心力拍摄的片子竟然很多都找不到了。哪怕是在当年最流行的优酷土豆网◆■★★■，我们上传的视频也随着年代久远被平台取消了播放权限。曾经的心血就这么灰飞烟灭，仿佛从没来过世间一般。但这不过才十年呀。
编辑部也是一个很有温情的团体★■，会允许你在常规工作的间隙去写一写自己感兴趣的轻松话题，或是把一个旅行式的出差任务派给你■◆■◆■◆，让你在不停轮转的时候也有一些调味剂。
2018年5月，我做完汶川地震十周年的几篇稿件◆★◆，回到绵阳家中休整。在一种若隐若现的直觉中，我竟然在家里的旧书堆里翻出了十年前的三期三联特刊■◆■★★。他们保存完好■◆★■★，只是纸张略微有些发黄。那是一种忽见故人的惊喜★★■■◆◆，十年前那个四处躲灾的少年大概不会想到，自己会在十年后与当年来探访的故人这样再见面。
因为在社会部◆◆★★，无论是你此前是何方神圣，都会被慢慢同化为一名在机场和高铁站连夜周转、在乡村道路摸爬滚打、与现场封锁线斗智斗勇的社会记者。与我一年入职的前同事王梓辉，来之前是科创媒体的记者★■◆★，应聘也是以科技和财经记者的身份■◆★■★★，最后却穿着短裤在入秋后的哈尔滨大街上吹寒风，又在山西黑老大的农村老家里挨了村民们几拳头■◆★◆■■。第一个春节后，我就开始奔波于各个社会新闻现场，从大学校园高发艾滋病开始，到一位湖南县城青年在上海砍死了两名小学生，再到顺风车司机在温州杀死了一名花季少年……我也有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体验，从高屋建瓴的宏观分析迅速下沉到一种广袤的地气中，去实地触摸基层社会的温暖冷热，跟农村留守老人■★★■★★、喜欢喝白酒的县城干部和路边司机和小商贩们聊天。比如◆◆，进村的路上就要跟出租车司机要好电话和名片■★★■，以防晚上回不去；如果担心安全，去一个陌生村镇打车时可以把目的地设为当地派出所；最有可能找到逝者家属的最佳地点一般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殡仪馆。不是说日光之下无新事吗，为什么还要去一遍遍讲诉这些反复上演的极端案例？后来是自己想明白了，极端案件一般指向明确，结构明晰，能匹配上以周为单位的内容产出；更重要的是，在一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，极端案例往往首先掀起的是大量的情绪，深层次的问题却被掩盖在声浪下。既然事件已经发生，那总得要有人要在发一条微博、一条短视频之外多做些什么，去探究悲剧背后的结构性成因◆◆★。
当一个人选择做记者的时候，也肯定会有自己非常想写的选题◆◆■★。对我来说，2008年汶川地震的后续故事是其中之一，这与我的家乡和成长经历相关。可能这是一个上天的安排，2018年我入职后没多久就是汶川地震十周年，吴琪老师派我回了绵阳，去看看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在十年来的变迁◆◆■★★■。我回到家乡，花了三周寻访破碎的旧址，跟亲历者与当地官员聊天，完成了那一期封面报道■◆◆。以这样的方式完成对十年前那场灾害的祭奠，算是了结了我一个心愿。
但也总有会那么一些喜爱或重要的主题报道，能被有心的读者随身携带珍藏，作为时代和历史的见证被永久地保存下来★◆★★★★。这或许就是纸刊独特的价值所在■■◆■■★。
作为学生时代就读三联的人，我很清楚三联的风格和定位是什么样的。只是在真正成为一个媒体记者后，我不得不感叹起了三联编辑部的能力——在仅有约30人采编的情况下，他们是怎么做到一年做超过50期杂志、然后每一期平均都是大100多页的◆★■★◆？我在脑海里脑补了一下工作量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■■。来之前，我专门跟一位在三联工作过的前辈交流★★■◆■，了解对方关于这份工作所有的幸福与苦恼。那之后我大概知道了，在三联工作■★★，绝不是如部分人想象得那样轻松，而是处于一种高周转与高消耗的节奏中。那时候我不过二十六七岁，决定迎接这一份挑战。
现在这个时代，愿意继续做深度新闻的人，一定是对自己★◆■、对内容有要求的人。影像当然是一种极富感染力、表达力的媒介，但要做出优质深度内容的成本极高，背后往往是一个团队的辛劳付出。一个好的纪录片没个几年是打磨是不出来的，而同样的题材，文字报道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就要低很多。